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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复兴制造业战略的迷思、前景与影响
徐康宁;美国近十几年来持续推动复兴本国制造业的战略，特朗普重新上台后，更是把复兴制造业当作最优选择的战略重点。美国重视发展本国制造业具有历史传统，但特朗普政府在政策上更为积极，在手段上近乎极端，这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也包括执政者的个人偏好因素。美国制造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其地位相对下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美国自身产业结构的演化以及世界制造业发展格局的变化，是美国制造业今不如昔的根本原因。美国至今仍是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其地位只是相对下降。美国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采取各种手段复兴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将改变世界制造业的资源配置，近中期内会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其在要素禀赋、供应链等方面的固有缺陷，以及美元优势地位和优势制造业难以兼容的内在矛盾，很难实现复兴的预定目标，无法回到原先“全球制造业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复兴制造业战略实际上陷入了一种非逻辑的迷思，政治诉求大于经济诉求，从长期看并不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分工体系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
多市场接触与海外投资所有权战略：来自家电上市公司的证据
覃谊;邓新明;何久睿;钟乐嘉;龙贤义;国内市场竞争的饱和促使公司进行海外投资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从而导致公司与对手不可避免地相遇于多个国家并构成国际多市场接触。传统的多市场接触研究表明，市场进入会导致对手报复，然而已有研究并未回答公司如何选择有利的所有权战略来最大限度地避免遭受对手报复的问题。文章基于2000—2023年中国家电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与市场中竞争者有更高多市场接触水平的公司倾向于采用较低所有权的进入战略。机制检验表明，多市场接触增强了竞争对手对公司进入市场行为的报复意识、动机和能力，从而提高了公司对对手实施报复的预期。文章为公司基于多市场接触的竞争格局做出海外投资所有权战略决策提供了新颖的见解。
地方债与新质生产力：来自生产发展型政府债务的证据
刘婕;姚博;新质生产力是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如何驱动新质生产力提升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文章从生产发展型政府债务的视角出发，将“四万亿”刺激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城市面板数据来考察生产发展型政府债务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生产发展型用途的政府债务显著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新质生产力，并且二者之间呈“倒U形”关系，作用机制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效应、科技投入支持效应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但不包含房价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发展型政府债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显著。此外，以基建投资用途为主的城投债和地方专项债显著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新质生产力，但以借新还旧、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以及补充运营资金为主要用途的城投债和地方一般债券则难以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新质生产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时，应考虑不同债务资金的用途以及不同城市的发展基础、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并要及时调整解决方案。文章对于深刻认识地方债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资本账户开放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李曦晨;张明;张午敏;顶层收入不平等的迅速扩大是近年来收入不平等变化的重要趋势，相对于更广泛的收入不平等概念而言，顶层收入不平等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的联系更为密切，其主要驱动因素也有所区别。文章基于1996—2022年16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资本流动类型密切相关：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开放的竞争促进效应和其他投资开放的融资成本效应都能降低顶层收入不平等，但证券资本流入会通过财富效应提高顶层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无论资本账户开放后出现经济繁荣或是危机衰退，前1%的顶层收入者都能获取超额收入，但这种非对称性特征并不存在于其他前10%的高收入者中；更高水平的金融深度、税收遵从度、法治环境，以及避免近期同步放松资本流出和金融管制是防范新兴经济体顶层收入份额激增的有效措施；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征收资本税和保持适度的金融深度可以有效防范资本账户开放后顶层收入份额上升。文章的研究为金融高水平开放过程中如何改善中国收入分配水平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实证证据。
汇率波动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韧性?
朱超;张曦元;徐龙强;文章基于2000年、2007—2021年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35个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汇率波动是否以及如何对全球价值链韧性(安全性和稳定性)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在汇率波动幅度上升时期，全球价值链韧性不断下降，二者表现出相反的时间变动趋势。(2)汇率波动幅度上升会引起进出口贸易稳定性、外国直接投资水平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下降，导致全球价值链韧性下降。(3)在升贬值期间，~((1))汇率波动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同向，但升值时期的汇率波动降低全球价值链韧性的边际影响更为明显。(4)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开放程度越高以及实行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全球价值链韧性受汇率波动的影响相对更小。(5)全球各国央行能够通过外汇干预的手段有效缓解汇率波动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负向影响。在稳供应链的基础上，文章从汇率波动的视角讨论了稳住或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为通过稳汇率来促进外贸稳链强链提供了证据。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白洁;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沙文兵;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
田海峰;黄祎;孙广生;文章以中国上市企业2000~2012年126起跨国并购的案例数据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这些跨国并购事件的短期绩效进行了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对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一定的超常收益,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而在影响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方面,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文化距离、主并企业有无跨国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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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谢娟娟;岳静;本文采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应用4个指标对贸易便利化进行测度,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流量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的关税税率对推进贸易便利化并影响贸易流量的不同作用。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对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在中央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与西亚的经贸合作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基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文章依次测算了中国与西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国与西亚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发现:中国与西亚贸易的竞争性比较弱;两地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并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中国优势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西亚则拥有能源资源优势,两地优势产品类目没有重叠,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差距也较大,双方表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可充分利用与西亚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等有利因素,加强两地贸易合作。
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王煜昊;马野青;承朋飞;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167个地级市804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应用文本分析构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异质性指标，通过供应链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3个维度测度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从微观层面探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方向和机制。文章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发展有助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赋能的3个重要机制，在不同分位数、产业和企业表现出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成渝、京津冀、长江中游、长三角和珠三角五大城市群的政策效应各具特色。文章的研究对于推动跨境电商良性发展、加强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方英;马芮;文章以2011~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测算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及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并量化评估了人为因素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有阻碍作用。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安排、进口清关时间等人为因素构成了影响中国文化出口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文化贸易潜力,这种潜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潜力最大的国家是老挝,最大的区域是中东欧地区。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影响服务出口了吗?:基于数字化服务行业的实证分析
齐俊妍;强华俊;文章基于OECD-DSTRI数据库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评估框架,并利用2014～2018年42个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6个数字化服务行业的贸易数据考察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阻碍作用,其中出口国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大于进口国。不同政策领域限制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基础设施连通性、知识产权和电子交易领域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最大。分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服务业出口贸易的抑制效果最强。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渠道对服务贸易产生阻碍,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其对双边服务贸易的负向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服务贸易受其负向影响越小。文章结论为减少管制壁垒进而赋能数字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以促进中国服务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