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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球城市的运行空间重构与功能体系升级研究
周振华;高鹏;文章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球城市的运行空间重构与功能体系升级逻辑，从理论层面阐释“双循环”的内涵，从地点空间、流动空间与认知空间三个方面揭示了全球城市运行环境的系统性变革。研究发现:地点空间由“中心门户”转向“复合场域”，流动空间由“单向辐射”演化为“内外双环耦合”，认知空间由“规则接轨”升维至“规则共创”。进一步分析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城市功能体系将实现深度迭代，由传统外向型功能升级为“双市场资源配置中枢、‘双循环’产业升级引擎、创新策源与转化枢纽、规则标准对接平台、风险缓冲稳定器”五大核心功能。文章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搭建了宏观战略与城市实践的衔接桥梁，突破了经典全球城市理论“外循环中心主义”的局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城市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
多重外部冲击、结构性约束与全球价值链韧性
张天顶;范倩;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与多重冲击系统性叠加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VC)正经历从效率优先向安全至上的深刻范式转换。厘清复合冲击对生产网络的非线性破坏机制，已成为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动态因子模型(DFM)构建多重外部冲击指数，并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冲击对GVC韧性的净效应与传导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多重外部冲击的系统性叠加显著削弱GVC韧性，且这种削弱具有隐蔽性与长期性，即不仅导致短期产出波动，还削弱系统的结构性安全与重构能力;第二，冲击效应体现出效率与安全权衡下的结构性异质性，在下游行业及高经济复杂度国家中，韧性受损反而更为严重，揭示了高度专业化与深度分工的生产体系在多重冲击环境下面临更高的调整成本。机制分析进一步解构了深层的结构性约束逻辑:在交易维度上，贸易成本上升通过增加跨境要素替代摩擦并压缩系统冗余，阻碍了物流与契约的替代，进一步放大多重冲击下的网络风险;在技术维度上，技术创新在极端冲击情境下诱发资产专用性陷阱，使得高技术行业由于资产专用性较高，在冲击情境下表现出较低的要素替代弹性，从而放大冲击对价值链韧性的负面影响;在拓扑维度上，模块化程度较高导致跨社区连接不足的网络结构阻碍风险的外部耗散，进而放大多重冲击的消极效应。文章深刻阐释了极端情境下极致效率追求引致的刚性风险，为统筹效率与安全、规避结构性陷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从地理突破到治理重构：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何重塑企业边界
朱世婧;张贵;深化分工协作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2009—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际贸易通道建设对沿线企业边界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通道建设显著推动企业边界重塑，引导企业聚焦核心生产环节、逐步分离非核心环节，从而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主要通过强化后向业务与纵向分离部分前向业务的方式实现上述边界调整。文章创新性地融合交易成本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及企业能力理论，系统阐释了新通道通过成本削减效应、市场规模效应与动态治理效应三条路径深化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影响效应对产品契约依赖度高、内部控制质量好以及位于“一带一路”缔约合作城市的企业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为增强战略性骨干通道建设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提升国内供应链整体竞争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耐心资本赋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效应研究
王瑶;温滟琳;黄贤环;文章从耐心资本视角出发，实证探究耐心资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耐心资本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研发创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发挥资源效应、创新驱动效应、人才效应和治理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研发投入较低的企业以及存在股东委派董事或监事的企业，耐心资本的资源赋能、创新激励、人才引领和治理优化作用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诠释了金融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化解出口企业融资困境、推动外贸“保稳提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解决思路。
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与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基于A股纳入MSCI的准自然实验
韩颜祯;马怀勇;赵艳平;人工智能实践应用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是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A股纳入MSCI对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A股纳入MSCI能够提升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机制检验表明，A股纳入MSCI不仅能吸引境外投资者进入并优化公司治理，改善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条件与决策环境，而且能拓宽股权融资渠道并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夯实企业投资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源基础，由此提升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文章在考察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持作用后发现，上述效应的发挥需要强有力的人工智能政策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作支撑，且在人工智能政策支持力度较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更为明显。基于企业内部特征的异质性检验表明，A股纳入MSCI可以促进非国有企业更好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且高管海外经历有助于强化上述效应。文章不仅对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经济后果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创新性拓展，而且为中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白洁;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沙文兵;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
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
田海峰;黄祎;孙广生;文章以中国上市企业2000~2012年126起跨国并购的案例数据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这些跨国并购事件的短期绩效进行了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对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一定的超常收益,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而在影响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方面,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文化距离、主并企业有无跨国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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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蒋冠宏;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在中央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与西亚的经贸合作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基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文章依次测算了中国与西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国与西亚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发现:中国与西亚贸易的竞争性比较弱;两地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并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中国优势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西亚则拥有能源资源优势,两地优势产品类目没有重叠,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差距也较大,双方表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可充分利用与西亚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等有利因素,加强两地贸易合作。
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王煜昊;马野青;承朋飞;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167个地级市804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应用文本分析构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异质性指标，通过供应链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3个维度测度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从微观层面探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方向和机制。文章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发展有助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赋能的3个重要机制，在不同分位数、产业和企业表现出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成渝、京津冀、长江中游、长三角和珠三角五大城市群的政策效应各具特色。文章的研究对于推动跨境电商良性发展、加强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方英;马芮;文章以2011~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测算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及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并量化评估了人为因素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有阻碍作用。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安排、进口清关时间等人为因素构成了影响中国文化出口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文化贸易潜力,这种潜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潜力最大的国家是老挝,最大的区域是中东欧地区。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影响服务出口了吗?:基于数字化服务行业的实证分析
齐俊妍;强华俊;文章基于OECD-DSTRI数据库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评估框架,并利用2014～2018年42个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6个数字化服务行业的贸易数据考察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阻碍作用,其中出口国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大于进口国。不同政策领域限制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基础设施连通性、知识产权和电子交易领域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最大。分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服务业出口贸易的抑制效果最强。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渠道对服务贸易产生阻碍,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其对双边服务贸易的负向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服务贸易受其负向影响越小。文章结论为减少管制壁垒进而赋能数字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以促进中国服务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