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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战略意涵
孙伊然;中国推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既是对以往立场的沿袭，亦包含着重要的更新与拓展。就引领的内涵、动因及路径展开讨论，需要回答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何谓引领?为何引领?如何引领?首先，中国的引领有着鲜明的目标指向，即促成多边主义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基本规范的地位更趋稳固，共同构筑良性的、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引领体现为率先垂范、协商共治，而非单边主导。其次，无论是从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还是从全球经济治理退化风险的应对需求来看，中国发挥引领作用均有其必要性;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网络中的关键地位、以“亲发展、促合作”为底色的治理观，又为引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理念支撑。最后，中国极有可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继续呈现出如下特质:保持战略定力，而非急于求成;依托周边支点，而非舍近求远;注重价值取向，而非重表轻里。
制度性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区块化”：基于结构引力模型的反事实模拟
卢晓菲;黎峰;在美欧推进“去风险”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制度性壁垒的持续上升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重组格局。文章利用1995—2020年世界银行WITS-GVC数据库，依据各样本经济体与美欧经贸制度体系的关联程度，将其划分为关联组和非关联组，在结构引力模型框架下，通过反事实模拟扩大组间有效制度距离，以评估制度性壁垒上升对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全球价值链跨区互联的深化主要由跨组贸易扩张所驱动;当组间制度性壁垒上升时，跨组贸易流明显收缩，其中跨区跨组贸易流受冲击最为突出;部分贸易流转向同区同组，部分则转向跨区同组，全球价值链由此呈现出以地理区块为基础、以制度兼容为筛选条件的“区块化”重组趋势。归因分析表明，上述调整主要通过关联组内部集聚、非关联组适应性重组和网络枢纽极化三条路径实现。行业异质性结果显示，高技术行业对制度性壁垒冲击更为敏感。在调整替代弹性、关联组名单与冲击设定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文章为理解制度性壁垒上升如何推动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以及“去风险”导向下供应链网络的重组逻辑，提供了量化证据。
国际经济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冲击：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
王钰硕;金杨阳;文章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构建中国海外投资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测度分析，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国际经济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冲击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0—2023年中国海外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化特征;国际经济制裁显著冲击中国海外投资发展和安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冲击对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制裁已生效的国家以及遭受金融制裁的国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制裁通过削弱东道国技术生态、加剧国家治理风险及恶化宏观环境三条路径冲击中国海外投资。文章结论不仅对传统海外投资理论和国际制裁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和拓展，为建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海外投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而且为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实现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了政策建议。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强华俊;李月辉;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作为关键要素配置方式，对产业链韧性的塑造作用日益凸显。文章基于政策规制视角，利用ECIPE-DTE、ADB-MRIO数据库构建经济体-行业层面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指数，系统考察其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传导路径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显著促进了产业链韧性提升，贸易成本下降、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数字资源吸收能力增强是三条重要影响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对产业链韧性的赋能效应在政策措施类型、经济发展水平、数据监管模式、行业类型及生产分工位置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拓展性分析显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呈现“倒U形”特征。此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并提高相关政策承诺水平，能够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对产业链韧性赋能效应的释放，但调节效应因政策领域特征不同而有所差异。文章研究结论为中国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设计、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贸易风险感知、聚焦主业与核心竞争力培育
齐凡;刘晨阳;文章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人工识别上市公司经营范围，研究企业的贸易风险感知对其经营范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感知到贸易风险上升时，会缩减经营范围。机制分析表明，利润空间挤占和“脱虚向实”的去金融化是贸易风险影响经营范围的作用渠道。拓展分析发现，企业在贸易风险加剧后更倾向于舍弃边缘化业务，并将工作重心倾斜于核心业务，逐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文章结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战略参考与学术依据。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白洁;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沙文兵;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
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
田海峰;黄祎;孙广生;文章以中国上市企业2000~2012年126起跨国并购的案例数据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这些跨国并购事件的短期绩效进行了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对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一定的超常收益,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而在影响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方面,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文化距离、主并企业有无跨国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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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蒋冠宏;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王煜昊;马野青;承朋飞;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167个地级市804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应用文本分析构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异质性指标，通过供应链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3个维度测度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从微观层面探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方向和机制。文章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发展有助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赋能的3个重要机制，在不同分位数、产业和企业表现出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成渝、京津冀、长江中游、长三角和珠三角五大城市群的政策效应各具特色。文章的研究对于推动跨境电商良性发展、加强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在中央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与西亚的经贸合作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基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文章依次测算了中国与西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国与西亚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发现:中国与西亚贸易的竞争性比较弱;两地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并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中国优势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西亚则拥有能源资源优势,两地优势产品类目没有重叠,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差距也较大,双方表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可充分利用与西亚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等有利因素,加强两地贸易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方英;马芮;文章以2011~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测算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及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并量化评估了人为因素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有阻碍作用。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安排、进口清关时间等人为因素构成了影响中国文化出口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文化贸易潜力,这种潜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潜力最大的国家是老挝,最大的区域是中东欧地区。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影响服务出口了吗?:基于数字化服务行业的实证分析
齐俊妍;强华俊;文章基于OECD-DSTRI数据库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评估框架,并利用2014～2018年42个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6个数字化服务行业的贸易数据考察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阻碍作用,其中出口国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大于进口国。不同政策领域限制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基础设施连通性、知识产权和电子交易领域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最大。分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服务业出口贸易的抑制效果最强。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渠道对服务贸易产生阻碍,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其对双边服务贸易的负向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服务贸易受其负向影响越小。文章结论为减少管制壁垒进而赋能数字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以促进中国服务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