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制裁被美欧等西方国家频繁使用，对受制裁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当前，学界对金融制裁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机制尚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文章从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提出“开放经济下经济循环的国际货币条件”这一命题。国际金融制裁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机制，是通过将被制裁国排除出当前的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阻断其经济外循环，并进一步妨碍被制裁国的经济内循环。在对开放经济下经济循环的国际货币条件的两种模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剖析美国金融制裁威胁经济安全的四种主要机制，以及中国防范金融制裁风险、确保经济安全的对策措施。
自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区域与行业覆盖范围取得了巨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当前中国正积极寻求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这一战略转型为国内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机遇。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面临着东道国法律规制、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企业投资的绩效在不同东道国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背景，文章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制造业跨国企业持股比例大于50.01%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22年为样本期间，从制度距离的视角出发，探究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制造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为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实施的单边关税已引发多国反制，全球价值链正经历深度重构。在此背景下，该政策对美国服务业的波及效应及其为中国带来的潜在发展机遇均亟待系统评估。文章梳理了美国制造业关税政策的演进脉络，构建四种递进式研究情境，并基于GTAP模型与异质性阿明顿弹性，深入考察了制造业关税冲击的跨部门传递效应及其对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政策虽能推动传统敏感制造业回流、抑制美国制造业进口，但高端制造业反而受损，且回流红利在多边博弈中被部分抵消。第二，制造业关税对美国服务业的产出、就业、增加值及贸易方面均形成负面冲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受冲击尤为严重，内需型生活性服务业虽小幅增长，但增长规模难以弥补前者损失。第三，关税引发美国服务贸易伙伴结构重组，进口来源向欧洲与亚洲倾斜，反制情境下这一结构倾斜更显著。第四，美国关税并未改变其产业比较优势结构，反而削弱了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期竞争力;而中国可借机扩大服务业开放，培育知识密集型行业竞争优势。文章的研究表明，美国关税政策正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这不仅对美国反思其关税主导的产业回流策略具有警示意义，也为中国在外部压力下优化开放战略、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应对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
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与多重冲击系统性叠加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VC)正经历从效率优先向安全至上的深刻范式转换。厘清复合冲击对生产网络的非线性破坏机制，已成为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动态因子模型(DFM)构建多重外部冲击指数，并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冲击对GVC韧性的净效应与传导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多重外部冲击的系统性叠加显著削弱GVC韧性，且这种削弱具有隐蔽性与长期性，即不仅导致短期产出波动，还削弱系统的结构性安全与重构能力;第二，冲击效应体现出效率与安全权衡下的结构性异质性，在下游行业及高经济复杂度国家中，韧性受损反而更为严重，揭示了高度专业化与深度分工的生产体系在多重冲击环境下面临更高的调整成本。机制分析进一步解构了深层的结构性约束逻辑:在交易维度上，贸易成本上升通过增加跨境要素替代摩擦并压缩系统冗余，阻碍了物流与契约的替代，进一步放大多重冲击下的网络风险;在技术维度上，技术创新在极端冲击情境下诱发资产专用性陷阱，使得高技术行业由于资产专用性较高，在冲击情境下表现出较低的要素替代弹性，从而放大冲击对价值链韧性的负面影响;在拓扑维度上，模块化程度较高导致跨社区连接不足的网络结构阻碍风险的外部耗散，进而放大多重冲击的消极效应。文章深刻阐释了极端情境下极致效率追求引致的刚性风险，为统筹效率与安全、规避结构性陷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推动技术出海对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企业参与国际标准转化视为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参与国际标准转化对企业技术出海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国际标准转化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出海。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国际标准转化对行业竞争度较低、规模较大及受技术封锁程度较高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参与国际标准转化通过创新能力提升与市场收益激励促进企业技术出海。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标准开放增强了参与国际标准转化对企业技术出海的促进作用。文章在理论上丰富了对标准制度型开放的推进路径及其微观影响等问题的讨论，在实践上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出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深化分工协作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2009—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际贸易通道建设对沿线企业边界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通道建设显著推动企业边界重塑，引导企业聚焦核心生产环节、逐步分离非核心环节，从而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主要通过强化后向业务与纵向分离部分前向业务的方式实现上述边界调整。文章创新性地融合交易成本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及企业能力理论，系统阐释了新通道通过成本削减效应、市场规模效应与动态治理效应三条路径深化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影响效应对产品契约依赖度高、内部控制质量好以及位于“一带一路”缔约合作城市的企业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为增强战略性骨干通道建设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提升国内供应链整体竞争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球城市的运行空间重构与功能体系升级逻辑，从理论层面阐释“双循环”的内涵，从地点空间、流动空间与认知空间三个方面揭示了全球城市运行环境的系统性变革。研究发现:地点空间由“中心门户”转向“复合场域”，流动空间由“单向辐射”演化为“内外双环耦合”，认知空间由“规则接轨”升维至“规则共创”。进一步分析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城市功能体系将实现深度迭代，由传统外向型功能升级为“双市场资源配置中枢、‘双循环’产业升级引擎、创新策源与转化枢纽、规则标准对接平台、风险缓冲稳定器”五大核心功能。文章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搭建了宏观战略与城市实践的衔接桥梁，突破了经典全球城市理论“外循环中心主义”的局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城市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
人工智能实践应用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是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A股纳入MSCI对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A股纳入MSCI能够提升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机制检验表明，A股纳入MSCI不仅能吸引境外投资者进入并优化公司治理，改善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条件与决策环境，而且能拓宽股权融资渠道并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夯实企业投资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源基础，由此提升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文章在考察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持作用后发现，上述效应的发挥需要强有力的人工智能政策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作支撑，且在人工智能政策支持力度较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更为明显。基于企业内部特征的异质性检验表明，A股纳入MSCI可以促进非国有企业更好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且高管海外经历有助于强化上述效应。文章不仅对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经济后果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创新性拓展，而且为中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文章从耐心资本视角出发，实证探究耐心资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耐心资本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研发创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发挥资源效应、创新驱动效应、人才效应和治理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研发投入较低的企业以及存在股东委派董事或监事的企业，耐心资本的资源赋能、创新激励、人才引领和治理优化作用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诠释了金融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化解出口企业融资困境、推动外贸“保稳提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解决思路。
文章基于RTA规则网络与FDI网络数据，运用TERGM模型与STERGM模型，系统考察了RTA规则网络深化对全球FDI网络的结构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投资国在规则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通过信息扩散和技术溢出提升其资本输出能力，从而推动FDI输出网络形成;而东道国的规则网络嵌入则因制度复杂性提升与资本竞争加剧抑制其吸引FDI，对FDI输入网络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同时，两国在规则网络中的地位差距越大，双边FDI关系建立的概率越低。第二，动态分析表明，RTA规则网络在关系形成阶段显著促进新投资联系建立，在关系存续阶段对FDI输出关系具有稳定作用，但可能削弱FDI输入关系稳定性，体现出一定的投资转移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国别组合、投资类型及条款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在发达国家之间投资、独资、水平型投资以及投资类条款中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RTA规则网络对全球FDI网络的影响呈现“中心驱动-边际递减-相似性主导”的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