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构建中国海外投资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测度分析，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国际经济制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冲击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0—2023年中国海外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化特征;国际经济制裁显著冲击中国海外投资发展和安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冲击对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制裁已生效的国家以及遭受金融制裁的国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制裁通过削弱东道国技术生态、加剧国家治理风险及恶化宏观环境三条路径冲击中国海外投资。文章结论不仅对传统海外投资理论和国际制裁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和拓展，为建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海外投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而且为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实现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了政策建议。
在美欧推进“去风险”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制度性壁垒的持续上升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重组格局。文章利用1995—2020年世界银行WITS-GVC数据库，依据各样本经济体与美欧经贸制度体系的关联程度，将其划分为关联组和非关联组，在结构引力模型框架下，通过反事实模拟扩大组间有效制度距离，以评估制度性壁垒上升对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全球价值链跨区互联的深化主要由跨组贸易扩张所驱动;当组间制度性壁垒上升时，跨组贸易流明显收缩，其中跨区跨组贸易流受冲击最为突出;部分贸易流转向同区同组，部分则转向跨区同组，全球价值链由此呈现出以地理区块为基础、以制度兼容为筛选条件的“区块化”重组趋势。归因分析表明，上述调整主要通过关联组内部集聚、非关联组适应性重组和网络枢纽极化三条路径实现。行业异质性结果显示，高技术行业对制度性壁垒冲击更为敏感。在调整替代弹性、关联组名单与冲击设定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文章为理解制度性壁垒上升如何推动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以及“去风险”导向下供应链网络的重组逻辑，提供了量化证据。
中国开放发展的全球溢出效应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开放迈向新形态，标准制度型开放的全球溢出效应亟待评估;“一带一路”框架下标准合作作为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的重要制度安排，提供了契合的研究情境。基于此，文章立足中国标准“走出去”溢出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标准合作对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表明，中国标准“走出去”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标准合作通过带动中国知识输出、高质量中间品出口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该正向溢出效应在初始质量较低、行业下游度较高、中国标准国际化程度较大的行业中更为明显，但其有效释放受限于双边制度距离、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规模、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条件约束，且可能加剧伙伴国对中国的技术路径依赖与供应链集中风险。上述结论不仅补充了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溢出效应新渠道的实证认识，也从经验上揭示了中国以规则标准“软联通”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局限性和条件。
文章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人工识别上市公司经营范围，研究企业的贸易风险感知对其经营范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感知到贸易风险上升时，会缩减经营范围。机制分析表明，利润空间挤占和“脱虚向实”的去金融化是贸易风险影响经营范围的作用渠道。拓展分析发现，企业在贸易风险加剧后更倾向于舍弃边缘化业务，并将工作重心倾斜于核心业务，逐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文章结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战略参考与学术依据。
外资企业产能转移事关中国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顺利推进。文章基于跨国企业投入产出数据(AMNE-ICIO)、中国上市公司及其供应商数据，全面测度并分析了外资企业产能转移的典型特征，并实证检验了外资企业产能转移对国内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企业产能转移削弱了国内供应链韧性，而本土企业承接显著缓解了这一负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外资企业产能转移通过降低运营效率和研发强度、提高供应链集中度以及削弱纵向一体化程度，加剧企业供应链脆弱性;本土承接则通过改善供应链质量和修复供应链结构，对外资企业产能转移的负向影响发挥补偿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企业产能转移的韧性削弱效应和本土承接的韧性修复效应主要由最终品驱动型转移所引致，并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和低技术行业，中美贸易摩擦并未显著改变两者的基本作用方向。文章的研究为中国积极应对外资企业产能转移、提升外资利用水平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作为关键要素配置方式，对产业链韧性的塑造作用日益凸显。文章基于政策规制视角，利用ECIPE-DTE、ADB-MRIO数据库构建经济体-行业层面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指数，系统考察其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传导路径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显著促进了产业链韧性提升，贸易成本下降、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数字资源吸收能力增强是三条重要影响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对产业链韧性的赋能效应在政策措施类型、经济发展水平、数据监管模式、行业类型及生产分工位置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拓展性分析显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呈现“倒U形”特征。此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并提高相关政策承诺水平，能够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对产业链韧性赋能效应的释放，但调节效应因政策领域特征不同而有所差异。文章研究结论为中国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设计、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文章基于2005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的中国地缘政治风险和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系统考察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显著削弱了企业的供应链韧性并放大了企业短期运营的脆弱性，地缘政治风险每上升1个标准差使企业供应链韧性降低2.52%;滚动估计结果表明，这种不利影响呈现时变性、周期性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供应链中下游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缘政治风险主要通过降低库存管理效率、削弱供应链金融水平和抑制数字化水平三条路径削弱供应链韧性，而增强企业议价能力、供应链多元化和信息透明度则能够缓解上述冲击。文章结论为中国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下构建安全、稳定、可调整的供应链体系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推动企业由“产品出海”向“能力出海”跃迁，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撑。文章将国家超算中心投入运营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和投资强度，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算力基础设施通过强化数据要素开发能力、提升市场适配能力、促进合作创新，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算力依赖程度较高、海外布局经验丰富以及处于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算力基础设施不仅推动企业将价值创造职能向海外配置，而且提高了企业持续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并呈现一定的空间辐射特征。文章从开放型经济视角揭示了公共算力供给重塑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作用机制，为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提升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推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既是对以往立场的沿袭，亦包含着重要的更新与拓展。就引领的内涵、动因及路径展开讨论，需要回答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何谓引领?为何引领?如何引领?首先，中国的引领有着鲜明的目标指向，即促成多边主义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基本规范的地位更趋稳固，共同构筑良性的、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引领体现为率先垂范、协商共治，而非单边主导。其次，无论是从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还是从全球经济治理退化风险的应对需求来看，中国发挥引领作用均有其必要性;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网络中的关键地位、以“亲发展、促合作”为底色的治理观，又为引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理念支撑。最后，中国极有可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继续呈现出如下特质:保持战略定力，而非急于求成;依托周边支点，而非舍近求远;注重价值取向，而非重表轻里。
文章基于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视角，通过拓展ALM模型考察了工业机器人进口价格变化对企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机器人进口价格下降扩大了企业非常规任务岗位与常规任务岗位的工资差距。在作用机制上，工业机器人进口价格下降通过促进非常规任务岗位就业、减少常规任务岗位就业(即就业极化)扩大了企业工资差距。在异质性方面，相较于其他类型机器人，多功能工业机器人进口价格变动对扩大企业工资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地区、行业与所有制类型看，工业机器人进口价格下降产生的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进口价格对企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在低分位处不显著，而在中高分位处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深入揭示了工业机器人进口价格变化影响企业工资结构的内在作用机制，为推动中国自动化升级、缩小工资差距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