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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分析(2024)
彭羽;杨碧舟;文章沿用已有分析框架，对2024年全球74个经济体数字贸易促进指数的得分和排名进行分析。2024年，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综合环境仍然保持相对竞争优势，但排名次序出现一定调整；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分化明显，塞内加尔、格鲁吉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印度和中国等经济体进步最为明显，成为2024年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新亮点。文章同时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全球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其不仅带来跨境贸易成本的下降，还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催生新服务模式，进而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并驱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创新与调整。随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完善及各国数字监管框架的逐步清晰，数字贸易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若全球数字鸿沟能持续弥合，则数字贸易将释放更大的发展潜力。
数字化投入能否提升制造业进口供应链韧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沙文兵;刘曜闻;余艳;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经济秩序混乱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与海关进出口微观匹配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投入对进口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进口供应链韧性，该结论在缓解内生性并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主要通过促进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增强进口供应链灵活性以及降低进口供应链修复成本等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投入与进口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仍处于较低水平，且依托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进口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大；同时，基于市场领导者和技术类产品所构建的进口供应链韧性受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外部风险环境对数字化投入的进口供应链韧性提升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此外，数字化投入不仅提升了新增市场和新产品的进口供应链韧性，也强化了存量产品的韧性。文章从数字化投入视角探讨了塑造韧性供应链的根本动力，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升进口供应链韧性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启示。
产业链关联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分析：国内主导与国际协同的异质性视角
汪芳;付怀玉;赵玉林;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究产业链国内和国际关联对不同技术阶段产业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具有战略意义。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和OECD发布的2023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ICIO),揭示了不同产业在产业链国内与国际关联特性下的异质性表现以及产业链关联影响产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研究发现：产业链关联是否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取决于产业链国内与国际关联特性和该产业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发展的相对阶段。产业链国内与国际前向关联对国内成熟型产业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产业链国际后向关联对国内追赶型产业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产业链国内前向与后向关联对全球新兴产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链关联对产业生产率的促进是通过知识溢出实现的。基于上述研究，文章针对三种产业类型提出政策建议，以助力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各类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供应链持股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王倩倩;蒋殿春;在全球供应链深度重构与中国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的背景下，企业与供应链间的深度协作已成为推动其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供应链持股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持股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生产效率和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有效促进企业开展OFDI。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供应链话语权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同时，客户持股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强于供应商持股，集团股东的持股效应强于外部供应链股东。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链持股不仅对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等主要国际化模式均具有积极影响，还能显著提升企业OFDI的广度和深度。研究为中国企业如何优化供应链合作、构建战略型供应链网络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企业通过强化供应链合作以突破国际化资源限制提供了实证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共建国家的微观市场主体升级：基于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特色证据
赵艳平;赵小龙;马新啸;刘潋;文章通过Thomson One Banker数据库获取“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微观企业的财务数据，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共建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共建国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企业实现升级；(2)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实现规则机制协同、基础设施互联、贸易壁垒削减、多元金融赋能和社会信任培育，助力共建国家企业更好地经营发展并实现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共建国家企业升级的效果，在“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属于亚投行成员以及经济基础较弱的共建国家中更明显，并在资本密集度和工资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突出；(4)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共建国家企业升级后，能够提升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文章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社会经济影响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拓展，而且对中国和共建国家深入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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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白洁;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沙文兵;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
田海峰;黄祎;孙广生;文章以中国上市企业2000~2012年126起跨国并购的案例数据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这些跨国并购事件的短期绩效进行了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对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一定的超常收益,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而在影响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方面,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文化距离、主并企业有无跨国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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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谢娟娟;岳静;本文采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应用4个指标对贸易便利化进行测度,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流量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的关税税率对推进贸易便利化并影响贸易流量的不同作用。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对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在中央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与西亚的经贸合作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基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文章依次测算了中国与西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国与西亚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发现:中国与西亚贸易的竞争性比较弱;两地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并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中国优势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西亚则拥有能源资源优势,两地优势产品类目没有重叠,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差距也较大,双方表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可充分利用与西亚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等有利因素,加强两地贸易合作。
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王煜昊;马野青;承朋飞;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167个地级市804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应用文本分析构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异质性指标，通过供应链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3个维度测度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从微观层面探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方向和机制。文章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发展有助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赋能的3个重要机制，在不同分位数、产业和企业表现出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成渝、京津冀、长江中游、长三角和珠三角五大城市群的政策效应各具特色。文章的研究对于推动跨境电商良性发展、加强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方英;马芮;文章以2011~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测算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及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并量化评估了人为因素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有阻碍作用。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安排、进口清关时间等人为因素构成了影响中国文化出口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文化贸易潜力,这种潜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潜力最大的国家是老挝,最大的区域是中东欧地区。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影响服务出口了吗?:基于数字化服务行业的实证分析
齐俊妍;强华俊;文章基于OECD-DSTRI数据库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评估框架,并利用2014～2018年42个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6个数字化服务行业的贸易数据考察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阻碍作用,其中出口国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大于进口国。不同政策领域限制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基础设施连通性、知识产权和电子交易领域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最大。分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服务业出口贸易的抑制效果最强。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渠道对服务贸易产生阻碍,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其对双边服务贸易的负向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服务贸易受其负向影响越小。文章结论为减少管制壁垒进而赋能数字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以促进中国服务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