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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新业态如何重塑劳动力就业结构：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的微观证据
杜明威;袁茹;刘文革;林若宜;作为国际贸易的新业态，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就业的关键力量。文章聚焦微观企业的劳动力结构，利用2008—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在精准识别企业经纬度信息的基础上，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考察了贸易新业态如何重塑劳动力就业结构。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区内企业就业结构的优化，且这一结论在经过诚实双重差分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减少企业税收负担和增加政府支持三个途径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因城市科教水平、企业所有制以及企业所属行业的差异而对企业就业结构优化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基本结论，文章进一步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特征，聚焦于相对就业结构调整和绝对就业结构调整双重视角以及低技能劳动力雇佣比例维度，研究发现综试区内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并存在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技能挤出”的趋势。文章的研究为更高效地发挥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就业结构优化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进口竞争、集团内部市场与企业差异化就业决策
封起扬帆;上官熠文;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深度调整，外贸环境快速演变，劳动力在供求两侧的矛盾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外贸冲击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引入集团关联网络概念研究了进口竞争对企业就业的异质性影响，并对这一现象的来源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进口冲击不仅抑制了非集团关联企业的就业创造，还加剧了其就业破坏，但集团关联企业则能够依赖其集团关联网络实现就业的相对稳定；微观机制研究表明，集团关联企业能够利用内部独特的要素市场，在关联企业之间乃至行业之间策略性地配置劳动力与资本等资源，提高集团关联企业应对进口竞争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主动采取稳就业策略，集团关联企业能够有效减少资源错配引致的效率和收益的双重损失，进一步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要素市场的摩擦成本以及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实现企业稳就业的政策目标。
实体清单、多元化战略与企业韧性
蒋殿春;张翩;在大国博弈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如何应对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技术封锁和增强中国企业韧性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结合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名单和CSMAR关联交易数据库识别了2018—2023年间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沪深A股上市企业，首次在实体清单政策下采用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供应链多元化、市场多元化和技术多元化三种多元化战略能否帮助中国企业应对实体清单冲击。结果显示，实体清单政策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而多元化战略有助于提高企业应对冲击的韧性。机制检验进一步证实，保障供应链运营效率、稳定市场预期和促进创新产出分别是三种多元化战略提高企业韧性的关键渠道。异质性分析明确了多元化战略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供应链多元化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抵御冲击的重要保障；市场多元化对低数字化转型企业和高行业竞争度企业更具效果；技术多元化乃至全方位战略布局则是高出口依赖度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要具备的。文章创新性地从多元化战略应对和韧性的视角拓展了实体清单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中国企业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平衡安全与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与企业跨国创新合作：来自“专利审查高速路”的证据
王巍;邵珠珏;王聪;开放经济条件下，积极开展跨国创新合作能够有效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减缓贸易环境恶化对跨国创新合作的影响。文章将中国与他国签订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协议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全球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研究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对企业跨国创新合作的影响。结果显示，签订PPH协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在海外的合作专利数量，有效促进了跨国创新合作。机制分析表明，PPH协议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跨区域知识流动以及东道国基础研究能力提升促进企业跨国创新合作，且在高收入国家、高竞争力国家以及政治关系较稳定的国家中效果更显著。拓展研究表明，PPH协议提高了跨国创新合作的知识宽度与技术先进性。文章为中国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政策启示。
银行监管处罚与企业跨国并购
金祥义;汤琴;银行监管处罚通过优化信贷配置，提高企业外部融资的可得性，进而对企业跨国并购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文章将地级市层面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银行行政处罚信息与当地企业数据匹配，构建了银行-企业-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以2015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的修订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并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银行监管处罚如何影响当地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研究发现，基于制度驱动理论，银行监管处罚作为中国金融制度核心形式，显著促进企业跨国并购，且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银行监管处罚对无银企关系企业、市场份额高的企业、非国有银行融资为主地区以及非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跨国并购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银行监管处罚能够缓解企业跨国并购时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降低违约风险，从企业生产和外部融资渠道促进企业跨国并购。文章认为，加强银行监管是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和深化跨境投融资的有效政策，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是实现高水平开放的现实路径。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白洁;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沙文兵;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
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
田海峰;黄祎;孙广生;文章以中国上市企业2000~2012年126起跨国并购的案例数据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这些跨国并购事件的短期绩效进行了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对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一定的超常收益,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而在影响并购绩效的制度因素方面,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文化距离、主并企业有无跨国并购经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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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蒋冠宏;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在中央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与西亚的经贸合作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基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文章依次测算了中国与西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国与西亚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发现:中国与西亚贸易的竞争性比较弱;两地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并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中国优势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西亚则拥有能源资源优势,两地优势产品类目没有重叠,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差距也较大,双方表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可充分利用与西亚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等有利因素,加强两地贸易合作。
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王煜昊;马野青;承朋飞;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167个地级市804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应用文本分析构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异质性指标，通过供应链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3个维度测度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从微观层面探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方向和机制。文章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发展有助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赋能的3个重要机制，在不同分位数、产业和企业表现出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成渝、京津冀、长江中游、长三角和珠三角五大城市群的政策效应各具特色。文章的研究对于推动跨境电商良性发展、加强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方英;马芮;文章以2011~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为基础,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测算了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及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潜力,并量化评估了人为因素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对文化贸易发展有阻碍作用。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安排、进口清关时间等人为因素构成了影响中国文化出口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文化贸易潜力,这种潜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潜力最大的国家是老挝,最大的区域是中东欧地区。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李坤望;王有鑫;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影响服务出口了吗?:基于数字化服务行业的实证分析
齐俊妍;强华俊;文章基于OECD-DSTRI数据库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评估框架,并利用2014～2018年42个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6个数字化服务行业的贸易数据考察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服务出口存在显著阻碍作用,其中出口国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大于进口国。不同政策领域限制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基础设施连通性、知识产权和电子交易领域限制措施的负向影响最大。分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服务业出口贸易的抑制效果最强。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渠道对服务贸易产生阻碍,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其对双边服务贸易的负向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服务贸易受其负向影响越小。文章结论为减少管制壁垒进而赋能数字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以促进中国服务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