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瑶;张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状况显著缓解,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呈先调整后分化的走势。储蓄投资缺口的调整、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迁均是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的驱动因素。美国经常账户再平衡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家庭部门储蓄率的提升;中国经常账户再平衡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危机后的新一轮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浪潮,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显著升值;日本经常账户的调整主要源于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率的变动;欧元区整体虽然不存在严重的经常账户失衡,但区内各国之间的失衡依然较为严重。未来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的可持续性将更多地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动。全球主要经济体既应该强化国内的政策调整,也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2018年07期 No.293 3-14+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0K] [下载次数：93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0 ] - 孟宪春;张屹山;李天宇;
准确识别中央银行政策偏好对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适应"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意义重大。文章在央行二次分段损失函数和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下,推导出转型时期我国最优非线性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央银行的政策反应特征,估计结果发现:第一,我国央行存在明显的"促增长"和规避经济收缩的非对称偏好,当经济增长缺口发生正向偏离时,货币当局整体上仍增加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进一步增长,而当增长缺口发生负向偏离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强度大幅增加以规避经济收缩;第二,央行对通货膨胀目标反应相对不足,致使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的功能受限;第三,中国兼具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故我国央行更加偏好经济增长目标,但随着宏观金融环境的变化,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也将随之调整。
2018年07期 No.293 15-24+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72K] [下载次数：5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0 ] - 姚大庆;
文章建立一个微观市场主体选择交易货币的网络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货币国际化的过程及汇率预期的影响。模型可以解释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门槛效应和反转效应。研究发现,货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在国际交易中对所使用国际货币的选择。货币国际化的路径是非线性的,新货币除了要具有一定优势外,还需要有量的积累才能稳定地成为国际货币。当使用新货币的优势继续增加时,在某个临界点后使用量会在短时期内迅速上升,确立其主要国际货币之一的地位。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正进入即将突破门槛效应的关键时期,需要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和适度升值预期。
2018年07期 No.293 25-37+122+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15K] [下载次数：100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0 ] - 唐洁尘;李容;
基于人民币区域化视角,构建动态Copula-GJRGARCH模型研究人民币与东亚各主要国家及地区货币汇率间的联动性及尾部相依性,从而说明东亚汇率市场联动性随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而变化。结果表明:(1)人民币与东亚货币汇率皆为正相关,东亚汇率市场间存在正向联动效应。(2)人民币与东亚货币汇率间存在尾部相依,这表明在极端事件下人民币与东亚货币汇率间存在同时大涨或大跌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人民币与东亚各地区货币汇率之间存在差异。(3)人民币与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泰铢、港币及韩元间的汇率联动性自一次汇改后不断升高,直到"811"汇改后其汇率联动性稍稍降低;新加坡元、印尼盾与人民币联动趋势相对稳定且联动性持续上升;日元与人民币间的联动性除在金融危机期间外普遍较高。(4)随着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提高,东亚货币间联动性逐渐增强。现阶段需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完善我国金融制度,进一步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在境外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金融产品。
2018年07期 No.293 38-55+135-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4K] [下载次数：113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1 ] |[阅读次数：0 ]
- 邹宗森;王秀玲;张永亮;
文章基于中国SITC-5位码产品出口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了制度距离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经历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平均需要5.43年;制度距离对国际市场进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制度距离越大,产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越小;分项来看,抑制作用由强到弱依次为经济制度距离、文化制度距离和法律制度距离;制度距离对国际市场进入行为的抑制作用呈非线性,抑制程度随制度距离和产品单位价值的增加而增加;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目的国子样本中,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未改变,但抑制程度因目的国收入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2018年07期 No.293 56-67+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K] [下载次数：96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0 ] - 张梁梁;
文章从政府治理和社会资本的视角探索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对FDI进入模式的影响途径。通过构建1998~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模型下不同维度的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和社会资本存量积累显著促进了跨国公司的独资化倾向。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与FDI独资化经营分别具有正向与负向调节作用,从而证实了文章提出的三条研究假设。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导致该地区独资化倾向的关键因素。相比外商合资经营,地区软环境对独资型FDI具有相对较强的推动作用。
2018年07期 No.293 68-79+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K] [下载次数：129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1 ] |[阅读次数：0 ] - 沙文兵;李莹;
文章基于2008~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分别从综合创新能力及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四个细分维度,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区域知识管理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效应存在,但只有在达到吸收门槛之后才会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推动作用;区域知识管理对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主要表现在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知识管理的交互作用能够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2018年07期 No.293 80-94+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7K] [下载次数：298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68 ] |[阅读次数：0 ]
- 杜培林;王爱国;
文章将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一个全球碳转移网络治理分析模型中,利用欧盟WIOD数据,测算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碳转移流量,构建全球碳转移网络,实证分析并绘制全球碳转移的格局视图,审视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全球碳转移网络治理格局下的地位和所扮演的结构角色,并提出对中国有利的应对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建议。研究发现:(1)欧盟实质上居于全球贸易碳转移网络的"全局中心"地位,同时占据着全球碳转出流的上游位置和全球碳转入流的下游位置,在世界隐含碳进出口贸易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2)2009年中国呈现出显著的碳转移三重角色特征,即在总量核算上成为全球第一大"碳净出口国"角色,而从结构分析上则同时扮演主要贸易伙伴间"局部中心"角色和全球最大"碳净出口中转站"角色。中国位于全球贸易碳转移的"全局中转"位置,而且与美国相比是具有巨额碳净出口特征的中转站。(3)从贸易角度来看,中国的碳转移不是造成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根源在欧盟。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虽然自身出口清洁产品,但从全球碳转移网络格局上看,的确通过进口污染的高碳产品把位于全球碳转移主干流上"中转站"地位的中国变成了"污染产业天堂"。为此,欧盟应该优先向碳转移主干流上的中国等关键节点国家提供低碳技术实质性合作和义务性援助,从而达成全球碳减排目的。
2018年07期 No.293 95-107+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6K] [下载次数：12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0 ] - 邓路;刘德学;
文章在国际市场信息不确定的基础上,从集体声誉角度探讨基于质量差异的南北贸易模式形成的又一种可能原因。国家声誉作为公共信息产品,能够影响消费者对一国企业产品质量的信念,高声誉国家更容易出现专注于高质量产品的"乐观"均衡,低声誉国家则更容易出现专注于低质量产品的"悲观"均衡。结合声誉模型和比较优势一般均衡分析,文章构建了国家声誉比较优势2×2×1模型,并采用多种国家声誉指标和多国SITC4位码产品层面出口质量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证实,质量声誉要素丰裕的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及出口高质量复杂产品,且能够在质量差异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获得更高的出口价格;质量声誉要素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则进口高质量复杂产品,陷入"低声誉陷阱"。在国家声誉构成要素中,高素质的员工印象和高水平的政府治理能力对降低产品质量信任成本来说尤为重要。
2018年07期 No.293 108-122+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2K] [下载次数：68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6 ] |[阅读次数：0 ] - 谢建国;潘超;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文章研究了2002~2015年间我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对我国涉案企业的保护效应。研究发现,当相关企业绩效下降的时候,中国政府更容易采取反倾销措施;此外反倾销调查的保护效应具有较长的滞后效应,在反倾销立案调查4年后其对企业绩效促进效应才开始凸显;反倾销的保护效应对不同类型企业具有较大的差异影响,其中,规模较大或者管理费用较大的企业会因为反倾销立案在短期内遭受更大的损失,然而长期来看,这一类型的企业更能够从反倾销行动中获益。研究还表明,我国的反倾销政策一定程度上为涉案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不同的辅助政策是充分发挥反倾销政策作用的关键所在。
2018年07期 No.293 123-134+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下载次数：8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4 ] |[阅读次数：0 ]